菩提红莲社放生团2023年，慧远与“莲社’，传说
3、宋陈舜俞《庐山记》记述慧远在庐山的活动及白莲社传说如下：
4、……虎溪，昔远师送客过此，虎辄号鸣，故名焉。时陶元亮居栗里山南，陆修静亦有道之士，远师尝送此二人，与语合道，不觉过之，因相与大笑。今世传《三笑图》，盖起于此。神运殿之后有白莲池。昔谢灵运恃才傲物，少所推重，一见远公，肃然心服，乃即寺翻《涅槃经》。因凿池为台，植白莲池中，名其台日翻经台，今白莲池即其故地。远公与慧永、慧持、昙顺、昙恒、竺道生、慧睿、道敬、道炳、道诜。白衣张也、宗炳、刘遗民、张诠、周续之、雷次宗、梵僧佛陀耶舍、佛陀跋陀罗十八人，同修净土之法，因号“白莲社”。
5、这里除写到结”白莲社”事外，还有慧远与陶潜、陆修静、谢灵运交游的故事。这些后来被当作掌故，写入诗文，画为图画，历代相传。但考之史实，却大半出于虚构。但历史上许多有大学问的人却宁愿相信他们是事实。这表明，尽管传说并不是史实，由于真实地反映了创造这些传说的社会心态，体现着历史发展的内在要求，所以就具有吸引力，被一代代人们流传下来。
6、慧远等人结社是中国佛教史上的重要事件。《高僧传》上记载，“彭城刘遗民、豫章雷次宗、雁门周续之、新蔡毕颖之、南阳宗炳、张莱民、张季硕等，并弃世遗荣，依远游止。远乃于精舍无量寿像前，建斋立誓，共期西方”。接着录有刘遗民的《发愿文》，开头日：
7、维岁在摄提(元兴元年，秋七月戊辰朔二十八日乙未，法师释慧远贞感幽奥，霜怀特发，乃延命同志息心贞信之士百有二十三人，集于庐山之阴般若云台精舍阿弥陀像前，率以香花敬荐而誓焉……誓兹同人，俱游绝域，其有惊出绝伦，首登神界，则无独善于云峤，忘兼令於幽谷，先进之与后升，勉思汇征之道……。
8、这里所说的元兴元年的那次法会，当是慧远结社的一次具体活动。这一次即有百余人参加，可见结社规模之盛大。但是前面列举的那些人，与慧远结交不在同一时期，因此也就不可能参与同一次集会。但可以肯定的是，慧远作为弥陀净土的坚定信仰者和热忱弘扬者，在所住庐山联系了一批具有高度文化素养的士大夫，使那里成为净土信仰的一个中心。可是，慧远当时还没有“白莲社”和“十八贤”的名目。直到唐初法琳的《辩正论》里，还只举出刘遗民、雷次宗、周续之、毕颖之、宗炳等“五贤”。唐戴叔伦在《赴抚州对酬崔法曹夜雨滴空阶五首》之二中有“高会枣树宅，清言莲社僧”的句子，这是可考最早使用“莲社”一语的例子。戴任抚州刺史在兴元元年至贞元元年。其次诗僧灵澈《东林寺寄包侍御》诗有云：“谁能来此焚香坐，共作庐峰二十人。”这里显然包含有“十八贤”观念。灵澈被皎然引荐给包佶是在贞元(785—初。而尽大力宣扬“白莲社”传说的当数白居易。他于元和十年贬江州司马，在庐山营草堂，次年所作《春游西林寺》诗曰：
9、身闲易漂泊，官散无牵迫。缅彼十八人，古今通此道。
10、次年又有《草堂记》说：“昔永、远、宗、雷辈十八人，同入此山，老死不反，去我千载，我知其心以是哉!”而他元和十四年迁忠州刺史后作《郡斋暇日忆庐山草堂兼寄二林僧社三十韵皆叙贬官以来出处之意》诗，其中说：……眷抛红药。’圈，夏忆白莲塘。唯拟捐尘事，将柯答宠光‘有期追永、(远晋时永、远二法师曾话此寺)、无政继龚、黄……。
二、南宁放生最佳地点
1、这里写到“白莲塘”，就是僧传里提到的谢灵运所凿白莲池。此后，在晚唐，五代诗人和诗僧的作品里，就经常出现有关白莲社的典故了。如李群玉《湘中别成威闽黎》诗说：“何方济了岸，祗仗慈航力：愿与十八人，同栖翠莲国。”李是在裴休于会昌三年至大中元年任湖南观察使时被延聘游湘中的。温庭筠《长安寄》、诗说：“所嗟莲社客，清荡不相从，《寄清凉寺僧》诗说：“白莲会里如相问，说与游人是姓雷。”⑨如此等等利用有关白莲社事典，义频见于裴说、李成用、李山甫、伍乔、李中、李建勋以及诗僧贯休、齐己‘修睦等人韵作品。齐己的《题东林十八贤真堂》诗说，’。
2、白藕花．前旧影堂，：刘雷风骨画龙章。共轻天手诸侯膏，同爱吾师一法长。陶令醉多招不得，谢公心乱人无方i、’何人到此思高躅’岚点蔷痕满粉墙。(谢灵运欲入社，远大师以萁心乱，不纳)。
3、可知唐时在白莲塘旁建有十八贤影堂，并流传有谢灵运欲入社的传说。据宋陈舜俞《十八贤传》记载，“十八贤”中的县诜著有《莲社录》，显然出于附会。陈著序文里又说：“东林寺旧有《十八贤传》，不知何人所作，文字浅近，以事验诸前史，往往乖谬。”《莲社录》应是这类传本之一。他又说：遂“因旧本参质晋、宋史及《高僧传》，粗加刊正”。他的生卒年不可靠，只知道熙宁(1068—年间曾为嘉禾令。大观(1107—初，沙门怀晤复详补其书，这就是今传《十八高贤传》。后来有关十八贤的传说仍有异词。例如明宋濂在《匡庐结社图记跋》里就把陶渊明、陆修静列入十八人中，并说：“今所画止十八人，取著名于时者也。人数增减，相传有不同者，所记异辞也。”明王逮的《自建昌州还经行庐山下记》里也把陶、陆列入十八人之中。
4、这样看来，确立莲社传说，中唐文人如白居易等是起了重大作用的。当时净土法门兴盛，弥陀信仰正广泛流行于士大夫间，文人与僧侣结社亦是一时风气。慧远等人结社的风范正成为追模的对象，传说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并流传开来。
5、下面，略考慧远结社的史实。被列入“十八高贤”中属于“儒”的六人，均确有其人，并和慧远有关系。但从现存资料看，并不一定都参加过结社立誓活动。
6、首先是刘遗民，在佛教史上是著名人物。唐元康《肇论疏》引慧远为他作的传说：
7、刘程之，字仲思，彭城人，汉楚元王裔也。承积庆之重粹，体方外之虚心，百家渊谈，靡不游目，精研佛理，以期尽妙。陈郡殷少文、谯郡桓玄，诸有心之士，莫不崇拭。禄寻阳柴桑，以为入山之资。未旋几时，桓玄东下，格称永始。逆谋始，刘便命驾，考室山薮。义熙公侯成辟命，皆逊辞以免。九年，太尉刘公知其野志冲邀，乃以高尚人望相体，遂其初心。居山十有二年卒。有说云：入山以后，自谓是国家遗弃之民，故改名遗民也。
8、唐法琳《辩正论》卷七注引刘义庆《宣验记》也有关于他的传说。桓玄僭位称帝在元兴二年，年号永始，据上述材料，那一年刘始入庐山。但核之刘的《发愿文》则为前一年所作，那么他在居山前应已皈依慧远门下。《高僧传》里录有他致僧肇的信，讨论后者所作《般若无知论》。从这封信看，《般若无知论》是竺道生于义熙五年(．前后回庐山时带给他的，信中写到他和慧远一起研读的情况。又陶潜有《和刘柴桑》、《酬刘柴桑》诗，据考为义熙五年作。前诗说到“山泽久见招，忽视乃踌躇。直为亲旧故，未忍言索居。”表明他弃官入山已久。慧远本人也有《与隐士刘遗民等书》，一方面宣扬儒、玄、佛一致之旨，“苟会之有宗，则百家同致”；另一方面又强调“以佛理为先”，“宜简绝常务，专心空门”。这些都可证二人间长远深厚的关系。宗炳、周续之、雷次宗三位《宋书》、《南史》均入《隐逸传》。唐张彦远说：
9、(宗炳)前后辟召，竟不就。善琴书，好山水，西陟荆巫，南登衡岳，因结宇衡山，怀尚平之志……因为《画山水序》……。
10、庐山并不是宗炳主要活动之地。义熙八年刘裕诛刘毅领荆州，辟宗炳为主簿，不起，答称“栖丘谷饮三十余年”。这即应是指“西陟荆巫”事；此后才“下入庐山，就释慧远考寻文义”。宗炳所著《神不灭论》即《明佛论》说：“昔远和尚澄业庐山，余往憩五旬，高洁贞厉，理学精妙。”依这些资料可以确定他到庐山的时间，并表明他与慧远交往并不长久。周续之在山时间较长。史称“年诣(范)宁受业，居学数年，通《五经》并纬候，名冠同门，号为颜子。既而闲居，读《老》、《易》，入庐山，事沙门释慧远。时彭城刘遗民遁迹庐山，陶渊明亦不应辟命，谓之‘寻阳三隐"。雷次宗则史称“少入庐山，事沙门慧远。笃志好学，尤明《三礼》、《毛诗》，隐退不交世务”。后于元嘉十五年征至都，又曾一至庐山，已是在慧远去世后。周、雷二人有可能参加元兴元年那次法会，宗则绝不可能。张野字莱民。据《十八贤传》，也为南阳人，徙居寻阳柴桑，与陶渊明通婚姻；又说他“敬事远公，与刘、雷同辙。远公卒，葬西岭，谢灵运为铭，野序之，称门人焉”。关于他和陶的关系，陶有《岁暮和张常侍》诗，而《传》中称野“以散骑常侍征”，即应是与他唱和的。《世说新语·文学》篇刘注里有他的《远法师铭》，今存他的《奉和慧远游庐山诗》。张诠字秀硕，是张也的门人，事迹除《十八贤传》的记载外，别无可考。“十八贤”中有关僧十二人的记述，则更多出于拼凑。其中梵僧佛陀跋陀罗和佛陀耶舍都是著名译师。慧远在庐山曾请僧伽提婆重译《阿毗昙心论》，并亲为制序，但后者却未被列入十八贤。佛陀跋陀罗在北方受鸠摩罗什门下排斥，于义熙七年来庐山，应慧远之请，译出《修行方便禅经》，第二年即离去西游。后来他在金陵道场寺完成了《华严》等重要译业。但他与净土信仰无涉。而佛陀耶舍入庐山事则完全出于讹传。据《高僧传》，佛陀耶舍在姚兴时(393—入长安，于逍遥园与罗什同译经，出《四分律》并《长阿含经》等，“后辞还外国，至厨宾，得《虚空藏经》一卷，寄贾客与凉州诸僧，后不知所终”。则他与庐山没有任何关系。与慧远有关系的有一位邪舍禅师，见智凯《与晋王书请匡山两寺檀越》：